JCS Political Notes A001 211121-211123
前提说明：分段方法是自己定的界线，也就是现代政治制度没有建立起来之前的政治。
权力是人类永远的主题，特地整理相关收获。本人五讲四美，无任何political暗示。
政治是对权力的系统而科学的研究。很多人把一个重要的东西丧失了——那便是权力。忽视权力的价值，将始终不能准确地理解社会，理解人类本身。
权力体系始终是人类社会的核心，而专门研究权力体系的学科，即为政治学。本文主要思路：讲述国家做一种集大成者的权力架构是如何产生的，以及回答为什么是它，它是什么等相关问题
一、经济学：Golden Day
经济学研究的是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，主流观点：看不见的手+看得见的手，通过数理模型，make sense。
现实并不是市场主导的
但哪怕你像本人一样稍微考察一下真实的社会环境，就会发现很大一部分资源其实不是由市场来配置的。
人类社会至今都有着带有现实主义的兽性烙印，权力（财政资金）、 竞赛（高考）甚至是抽签（上海蓝牌），是社会中大部分资源的配置方式。
越是重要的资源越需要更大的强力
不得不承认，人类历史上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略资源，其配置方式是靠暴力、战争。
经济理论可以解释是这样，但是无法解释为什么。其实很像是一个老学究在水晶宫里向无知小孩兴奋讲述自己的Golden Day——小孩其实不是很懂、Golden Day已逝、学究也只是学究。走出水晶宫，人类社会需要强力。
政治是一种有序的强力
政治其实是我们人类社会最硬的那一层壳。我们生活在其中，看起来似乎无力改变他，甚至有时候都意识不到他的存在，但是他就在那里，规定着我们每一次努力的方向底线和天花板、影响着我们每次协作的边界和成败。
政治的变动有时候似乎悄无声息，但影响所及，会在我们命运中掀起滔天巨浪
为什么我觉得需要政治
政治、权力与斗争，看起来像是充满南拳、大男子主义的词汇，但是不妨让我们跳出过家家的幼稚是非对错，看看历史如何评述。
只问国事不问家事，约翰·亚当斯在回信给妻子抱怨中，他这样写道：
为了我的孩子们能够有自由来研究数学与哲学，我必须研究政治与战争，我的孩子们应该研究数学，哲学与商业，以便我的孙辈能够研究绘画，音乐与诗歌。
我提议，我们有义务同时扮演几代人的角色。
政治背后是充沛领导力执行力的象征，我是典型的幕强者。面对关键时刻不得不做出艰难但影响深远的决策，这份领导力始终是值得我学习的源泉。
二、人类社会的权力结构为什么选择了国家
举例：市场的行得通与行不通
如果市场完全可以依靠自我调节，那么简单来看，只要有生产者和消费者不就可以了吗？为什么人类社会的权力结构还建立在国家之上的呢？
回顾理性人假设：每个人都采取合作态度，都遵守一套互为有利的规则。但问题是，所有人都会这么做吗？据我的现实观察，这是不可能的，甚至我认为在一定的长时间内，全体合作都是完全做不到的。
比如到菜场买菜。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菜。交易双方只有你和小贩。但如果你把钱给了小贩，他非说你没给钱，不把菜给你，怎么办呢？
你说不会，因为菜场有保安。保安也许个头很小，没有菜贩子强壮，但保安背后其实还有警察。警察背后其实还有整个国家的力量。
即使只是买个菜，国家的力量也在暗中起着作用。换句话说，因为存在这样的共识：国家不干预一切，但国家无处不在。
这段话送给瞎吹区块链技术的人，好好看看，多念几遍
相互战争状态的悲剧
托马斯·霍布斯，英国学者。在他的生命中经历了英国史上跌宕起伏的时期——内战、国王被砍头、克伦威尔执政。因为亲身经历了这些政治动荡，Hobbes到了晚年，就开始思考社会权力的本质问题。
什么样的权力体系才是好的权力体系？人们争执不休，但是请思考，这个问题其实有前提的，那便是国家一定是存在的。
国家为什么一定会存在呢？
Hobbes的答案是，由于社会上的资源是有限的，如果没有国家，人们就有为了争抢有限的生存资源，导致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状态。而国家的存在就是为了克服人与人的战争状态。国家作为一种强力统治机构，登上了人类的社会权力舞台。
Hobbes提到，统治机构应该具有压倒性的力量优势，这样有能力制止所有人之间的互相侵害行为。
Hobbes称之为利维坦。
国家本身就是一味药，要治的是人类社会更加根本的病。
当然霍布斯的机械唯物论本人已经在反庸俗唯物论中喷过了，本人不赞同其这个方向的学说
三、“国家”的基本定义
马克思韦伯的国家三要素
这三个特征是由马克思韦伯提出的，政治组织只要具备了三个基本特征，它就是“国家”。
1、拥有巨大的暴力资源。
2、对暴力资源具有垄断性掌握。否则若两个权利集团掌握，将容易滑入内战。
3、合法性。仅仅凭借暴力，国家的统治成本就会非常高，而且往往高度不稳定。
罗马帝国晚期的权力争夺就在反复上演。它并不是缺少暴力资源而毁灭的，而是缺少充分合法性而毁灭的。
举例说明，最高权力者身边的人对其并没有自愿的服从（即合法性），在权力顶端就容易发生致命动荡。
一言概之，合法性是社会对统治、对权力的内在认同，以及自愿付出。
历史上不同类型的国家寻求的是不同类型的合法性：君权神授、民主选举、其他。
国家的出现本身是社会发展的结果
社会必须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出现国家。在古代只有大河流域的农业文明，其发展程度高、人口的规模大，才能提供国家运转所需的经济资源。
国家其实是成本很高的政治发明，它固然解决了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政治问题，但它并不是免费的。
并且，越是复杂、越是现代的国家，成本就越高。政治现象也往往是是其他社会因素变动的后果，比如民主政体出现同样也需要很多条件。
四、战争、暴力推进了国家的形成
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状态，其实是思想实验罢了。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所谓的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状态。
一般人会有错觉，好像国家都是人为设计的结果。Charles Tilly提出过一个重要观点。国家构建的根本动力不是人为设计而是战争。
作者按：英雄所见略同
改革是国家演进的实体
国家形成的驱动力量是战争催生的改革。
改革不是用主动的人为设计来改造国家，而是一条充满现实主义的逻辑链条。一般来说，因为国际竞争传导了军事压力，军事压力又倒逼了各国的内政变革。
国际竞争谋求军事变革。国家建立之初最大问题是怎么建立起一个高效的指挥系统（怎么奖励军功？怎么启用年轻有为的将领？等等）
军事变革仰赖财政支撑。打仗说到底，打的是财力。供养大规模军队、提供装备，成本是非常高的。怎么搞到钱成了改革的下一目标。国家怎么搞钱？抢不可持续，借总是要还的。靠进贡，最后容易受制于人。最好的办法是征税。把财政的吸管直接插到每家每户的口袋里，它是不用偿还的。（当然，我说的是理论上）
财政支持呼唤政治体制设计。怎么才能开展征税？完备的官僚体系的需求提上了日程。有人收、层层缴、不断计分配，庞大的官僚体系因此而建立。春秋战国时期所发生的政治转型，跟近代欧洲发生的政治转型是相似的，都是从封建制变成了中央一体化官僚制。
从强化军事能力到强化税收能力，再到强化官僚体制，构成了国家发育的三剑客。
三剑客的问题
古罗马曾经以战养战，靠对外掠夺来发展国家 ，不断把战俘变成奴隶，靠奴隶来维持经济。战俘枯竭后，内部管理的压力变得无比巨大，罗马共和国也持续不下去了。三剑客是人类社会实践出的最优解。
这里提及三剑客的问题
1、首先，军队其实是一把双刃剑。如果没有良好的制度约束，军队反过来会成为国家的隐患。国家无法控制军队，军队反过来控制了国家。
2、其次，税收系统本身需要复杂的制度安排。国家为了让老百姓资源缴税，降低统治成本，还不得不回应老百姓的诉求，提供很多公共服务，以此来提高老百姓对统治的认同程度。这就是回应性。
3、最后，官僚体系。腐败问题、委托代理问题随之而来。就算不一定是为了搞腐败，官僚机构存在的本身就有带来副作用，部门一旦建立起来之后，就有不必要的扩张自己权利的动机，增设不必要的管制，实际上不过是要提升自己部门的存在感。
遇到陌生的国家，想快速了解他的政治，最简便的办法考察国家在军事能力，税收系统和官僚体系的运营状况的表现。
始终牢记，政治问题，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。始终在不断妥协
治病要吃药，是药三分毒，解药虽有用，问题会更多。政治就是不断的出现问题，提供解决方案来应对问题，但解决方案本身又会成为问题的过程。
五、解决谁统治问题的君主制
谁统治国家的问题，从历史经验来看，主要两种方案：一人掌握权力（君主制），多人掌握权力（民主制）。（贵族制暂时不提）
为什么在19世纪之前，君主制是被普遍采用的统治模式呢？问题关键，在可扩展性上。
在代议制度被发明出来之前，民主制意味着直接民主——广场政治。只适合统治小国，毕竟步行到广场投票，人所能到达的最远距离又能有多远呢？
无论你的经济实力，军事实力有多强，如果有规模巨大的君主制国家入侵，其实是很难抵抗的。
而君主制的可扩展性就要强很多，因为它不需要考虑公民参与，只要君主的战马和士兵能够抵达的地方、只要能建立官僚制和税收系统的地方，都能通通纳入君主完全的统治之下。
君主制的bug
君主制最大的bug来自君主本身。君主尽管是国家的统治者，但他同时也只是普通的肉身；君主的巨大权力容易陷入无序争夺。本质上，这座权力大厦从上到下没有人不想取而代之的。
观察历史，君主制不断打补丁以寄希望于解决这些问题。
1、首先是合法性这个补丁，建立一套合法性的话语系统。只要是人，通常都会思考你凭什么统治我，我凭什么服从的问题。君主制总是要为自己统治提供一套说法。
2、其次是制度这个补丁，也就是用一套制度和程序来规制人的行为，影响人的头脑。正是在这一套制度和程序之下，犯上作乱、君臣之道，都有了一套标准。久而久之还会慢慢的塑造出一种君君臣臣的政治文化。
3、第三个补丁，叫做家族世袭制——通过代代相传来巩固君主制。
三问君主制
然而作为上帝视角，可知靠打补丁最终还是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。
其一，坏皇帝的风险。一旦遇到坏皇帝，君主制就容易崩溃。
其二，君主继任的风险。因为君主的权力太大了。对任何君主制国家来说，立王储是一件筹码非常高的事情。尽管发明了各种继承制度，但是王位继承仍然有演变为一场没有任何底线的政治斗争。
（李世民、朱棣点赞）
其三，君主制的委托代理问题。只要委托代理关系的链条一变长，链条末梢的统治力量就会很弱——天高皇帝远。官员们的腐败横行成为一种常态，又反过来降低君主制的稳定性。
政治，是极其复杂的，绝不是幼稚游戏。民主在古时是缺少可扩展性的政治系统，输。任何政治系统都不完美，它需要不断的打补丁和升级，但是打补丁和升级的做法也是有限度的。到头来也许还是需要一次系统层面的改变才能解决问题（政治转型）。
政治学不是用今天的观念来评判昨天的历史。必须摆脱那种过分简单的是非对错的思维方式。
七、内生于国家规模困境的官僚制
为了在竞争中生存，国家必须要有一定的规模。管理大规模国家需要依靠官僚制。官僚制内生于国家规模困境。
在古代统治大国，意味着从首都到边疆的距离远，地方的多样性高。官僚的层级多，监督官僚的成本高得惊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政治系统有两种策略选择。
第一种策略是授予地方官员较大的自主权。让他们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回应本地民众的诉求，因地制宜的制定政策，回应性比较高。风险代理问题与地方割据。
第二种策略是中央政府采取一刀切制度安排。这样做解决了大规模国家的可统治性问题。但是回应性较差。
国家首先要解决可统治性的问题，而不是回应性的问题。
其实面对规模困境，不只是国家，企业也是一样的。他们首先要考虑的一致性和标准化，而不是考虑不同国家市场的多样性。因为一致性和标准化能够为大企业提供更好的可管理性。
马克思·韦伯是这样描述理想官僚制的：
等级制原则、下级服从上级命令原则、专业化原则——不同部门进行专业分工、流程化原则——办事过程严格遵循程序与制度、文书化原则——官僚制的决策命令依赖一套文书系统、非人格化原则——所有程序规定和政策不搞差别对待。
官僚制导致的问题只能用官僚制的办法来治疗（例如张居正的改革）。而只有新的生产关系与社会进步才会解决规模困境问题。只要国家规模困境在，官僚制的弊端就在。如果国家规模困境本身被解决了，官僚制问题也就看到了解决的希望。